中国古代“断错案”如何“追责”大全

　　中国现代“断错案”如何“追责”
　　
　　文／佚名
　　
　　浙江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被判入狱10年终于无罪释放成为新闻焦点，对于当事涉案司法人员应如何追责引发热议。那么，在中国现代，如何防范“断错案”的出现？历代刑律中有哪些惩治“断错案”的追责措施？
　　
　　现代如何防范审判出错？
　　
　　先秦时期
　　
　　判罚不公，“其罪惟均”，罪过与犯人相同
　　
　　案子都是由人来查、人来审的，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，如果有人营私枉法，冤案就更不可避免。
　　
　　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。《尚书·周书·吕刑》中就曾提到过刑法审判中的五大弊端：依仗官势、挟私报复、暗中做手脚（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）、索受行贿、谒请说情，即所谓“五过之疵，惟官、惟反、惟内、惟货、惟来”。如果法官行为在这五方面有失检点，造成判罚不公，“其罪惟均”，意思是其罪过与犯人相同。
　　
　　可见，在先秦时期，中国古人即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。
　　
　　就追责来说，先秦时期的惩处力度相当大。为了防止官官相护，还出台了举报嘉奖制度：如果同事能自动揭发揭发枉法官员，不只可免予处分，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，享受响应物质待遇。
　　
　　因为有一系列严酷的追责制度，先秦时代司法人员大都能严于律己，依法办事，捍卫法律庄严。有的人甚至因办错案子而自责，自杀偿命。在现代司法界也评价甚高的春秋时期的李离，是相当于晋国最高法院院长的狱官，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记录，因为误听误信，错杀了人，李离十分自责，自己拘禁了自己，给自己判了死刑，虽然事先的国君晋文公重耳都替他解脱，李离仍拒绝赦免，伏剑自杀。
　　
　　在追责制度外，先秦时另有一套纠察制度，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。《周礼·秋官》中记录过，有一个职位叫“禁杀戮”，这是周代“掌司斩杀戮”的国家初级公务员，专门负责纠察官民擅自动用斩杀刑罚的行为，对故意不受理案件大概阻挠他人投诉的法官，即“攘狱者”、“遏讼者”，一经查出，呈报后即严惩，“以告而诛之”。
　　
　　现代为何会出现刑讯逼供？
　　
　　《明律》规定“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”
　　
　　主管官员“罚俸钱两月”
　　
　　最轻易造成冤假错案的，除了法官业务水平低、责任心不强、贪欲私心重外，还与响应的刑侦制度有关。
　　
　　对于案件侦破、嫌犯捕获，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。据《唐律疏议·盗贼》“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”条记录：唐代对盗窃、杀人犯等，要求事发后30天内必须抓获归案。如果在30天规活期限内抓不到，破不了案，事发辖区内相当于今公安局长或刑警大队长的责任人要被治罪。
　　
　　这一严酷的破案规定，为以后各个朝代所承当。如《大明律·刑律·捕亡》“盗贼捕限”条规定，“一月不获强盗者，笞二十；两月，笞三十；三月，笞四十。”同时，主管官员要被扣工资，“罚俸钱两月”。
　　
　　在这个破案规定之下，很难排除为在规活期限交差而错抓人、抓错人的可能。如何让被抓者“认罪”，不可避免会使用“刑讯逼供”这类手段取证，不然被错抓的人绝不可能认罪，已往民间俗称此为“屈打成招”。
　　
　　刑讯逼供，是现代对付“大胆刁民”和匪徒、惯犯的一种手段，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属于非法取证行为，但在现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是“正当的”，系一种例行程序。
　　
　　刑讯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，到秦汉时期，则成为普遍选择，随后的南朝，在这方面又玩出新格式。《隋书·刑法志》记录，南朝梁武帝时，有一种为官方认可的刑讯手段，将在押人员大饿3天过后再审，反复饿，称为“测罚”；南朝陈则有“测立”，将在押人员拷打后，逼其站到一个约一尺高、仅能容双脚站立的土垛上，每次站“七刻”，约100分钟，循环进行。
　　
　　在隋唐以后，开始以法律形式范例刑讯逼供行为，但在事实上，哪个朝代都少不了刑讯逼供。
　　
　　如宋代，所使用的招数，仅从名字上就很恐怖。《宋史·刑法志二》记录，有“掉柴”、“夹帮”、“脑箍”、“超棍”等多种酷刑，其中“脑箍”法，系用绳缠紧犯人的头，再加钉木楔，犯人头痛欲裂。
　　
　　现代如何限制非法取证？
　　
　　《唐律》规定如果刑讯孕妇
　　
　　“决者”将被“杖一百”
　　
　　如此酷刑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成，没有几个人能不“忠实交代”的。正如《汉书·路温舒传》中记录的西汉时闻名“法官”路温舒所言，“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辞以视之。”意思是，严刑拷打之下，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？所以不少犯人只得就范，编造供词。
　　
　　东汉永初年间（公元107-113年），曾出现了不少冤案。《后汉书·和熹邓皇后纪》记录，事先临朝的邓太后，亲自到洛阳寺审案。事先，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，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。邓太后仔细审核，最终理清了所有冤案，办案的洛阳县令被逮捕并坐牢抵罪。
　　
　　在现代，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，有时连天子都看不下去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记录，北魏拓跋宏（孝文帝）当天子时，有的官员一旦定不了案，便采取刑讯逼供取证手段，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，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，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拷打。孝文帝“闻而伤之”，当即批示，以后不是大逆不道，且有明证却不肯招供者，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桎梏。所以，考虑犯人轻易屈打成招，造成冤案，即便在刑讯正当、许可逼供的朝代，法律对刑讯行为也是有严酷限制的。
　　
　　为了防止非法取证，各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，如唐代便规定，“累决笞、杖者，不得过二百”，即最多打200下。对特殊对象，唐代另有规定，70岁以上的老人、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孕妇，一律禁止刑讯。
　　
　　《唐律疏议·断狱》“拷决孕妇”规定，“诸妇人有身，犯罪应拷及决杖笞，若未产而拷，决者杖一百，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；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。失者，各减二等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如果对孕妇行刑、刑讯，相关责任人要被“杖一百”；即便对生产以后、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，官员也要受到处罚。
　　
　　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的规定为之后历代沿袭，宋、元、明、清诸朝刑律中，都有类似的条款。
　　
　　现代如何惩治超期羁押？
　　
　　《明律》规定“若无故稽留三日不放”
　　
　　法官将被“笞二十”
　　
　　明代以酷刑著称于史，但同样禁止刑讯逼供，不止一位天子亲自作过批示，不得严厉拷打犯人。
　　
　　《明史·刑法志二》记录，明世宗朱厚熄（嘉靖天子）曾于嘉靖六年（公元1527年）下诏，“凡内外问刑官，惟死罪并窃盗重犯，始用拷讯，余止鞭扑常刑。酷吏辄用挺棍、夹棍、脑箍、烙铁及一封书、鼠弹筝、拦马棍、燕儿飞，或灌鼻、钉指，用径寸懒杆、不去棱节竹片，或鞭脊背、两踝致伤以上者，俱奏请，罪至充军。”
　　
　　当然，现代在惩罚执法者的违法行为时，也会考虑是故意依然不对。宋朝规定，如果故意挟私情违法拷讯致囚犯死亡的，以故杀论，处斩。如果是不对行为，则减轻罪过。如将无罪者拷打致死，减故杀罪一等；如被拷打死者是有罪之人，则减故杀罪三等惩罚。
　　
　　除限制刑讯逼供，现代对犯人的羁押期限也有严酷的规定，不得超期羁押。
　　
　　“羁押”是现代司法术语，现代称羁押为“囚禁”，法官如果不按规定囚禁犯人，要承担刑事责任。《唐律疏议·断狱》规定，“若不应禁而禁，及不应枷、锁、杻而枷、锁、杻者，杖六十。”
　　
　　《明律·刑律·断狱》“故禁故勘平人”条规定：“凡仕宦怀挟私仇故禁平人者，杖八十；因而致死者，绞……若故勘平人者，杖八十；折伤以上，依凡斗伤论；因而致死者，斩。同僚官及狱卒，知情共勘者，与同罪；至死者，减一等。”所谓“平人”，就是指没有犯罪的普通老百姓。
　　
　　在问清细节，被告已认罪又无需再询问的状况下，不只证人，连原告也应即时放回，否则相关法官要被处罚。《明律·刑律·断狱》“原告人事毕不放回”条规定，“若无故稽留三日不放，笞二十，每三日加一等，罪止笞四十。”
　　
　　现代“断错”了案如那边置？
　　
　　汉顺帝建康元年零陵太守刘康
　　
　　因“坐杀无辜”而“坐牢死”
　　
　　司法问责制度，根本上是为了削减和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。那么，万一案子判错了，怎么办？中国现代主要有同职公坐、援法断罪、违法宣判、出入人罪、淹禁不决等五种状况，辨别论罪。其中，最突出的是“同职公坐”责任。
　　
　　所谓“同职公坐”，是指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，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，如果将案件错判了，均负有连带责任，即已往常说的“连坐”。《唐律疏议·名例》“同职犯公坐”条，“诸同职犯公坐者，长官为一等，通判官为一等，判官为一等，主典为一等，各以所由为首。”可见，即便无私心、无腐败，仅仅是工作失误，从上到下四级责任人都要接受响应的处罚。
　　
　　如果非工作失误，采取虚构事实、增减案情的办法，将案子错判，有罪者判无罪，无罪者判有罪，大概重罪轻判、轻罪重判，即所谓“出入人罪”，惩罚更重，法官要遭“反坐”：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过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，出事法官也犯死罪，且“死罪不减”。
　　
　　“反坐制度”承当了先秦判罚不公“其罪惟均”的刑法思想，此制度在汉朝已施行，汉顺帝建康元年（公元144年），零陵太守刘康，因为“坐杀无辜，坐牢死”。
　　
　　法官依法审案，“援法断罪”，否则问题很严重。据《商君书·赏刑》，先秦时如果法官不执行君王法令，将被判处死刑，而且父母、兄弟、妻子都跟着他倒霉。这一点进入封建时代后，有所减轻，但也要领“笞刑”，唐、宋及明、清法律中都规定：“违者笞三十”。
　　
　　（摘自《北京晚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