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散30年 您还好吗的故事_失散30年 您还好吗完整版简短
情感故事2022-7-2 14:22:13阅读：次
●之后袁姨回到上海的老城厢，等到再次去西安找他们一家时，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错过。
●她的母亲想方设法找袁姨，但直到离开人世也未能完成心愿。她通过晨报倾诉召唤袁姨---
10月31日，读者郭阿姨给我寄来一封笔迹遒劲、情真意切的信件，提到最近晨报倾诉刊登的《能续否，花季友情》（详见10月25日A22版）一文，她说自己是西安人，因种种原因，家里几代人都有着深深的上海情结。现在她和丈夫已定居在上海，特别希望通过晨报的这个版面，寻找母亲生前的旧同事兼挚友，上世纪50年代在西安支内的上海知青袁文娟阿姨。
很快，我见到了郭阿姨和她的丈夫李老师。漂亮开朗的郭阿姨特意带来了珍贵的家庭照片，经她介绍，我才知道照片中的几个娃娃现在都“术业有专攻”，大哥是陕西知识界的闻名学者，郭阿姨本人是党政组织的负责人，而小弟则是前不久曾在《申江报务导报》“招亲”的雷老虎(tiger)郭良，不仅是货真价实的明星，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。
备受好评的上海姑娘
我出生于名医世家，束缚前父亲(father)在西安开设私人医院，是当地第一位学有所成的西医，束缚后出任西安防疫站的站长。受他的影响，母亲也有志于学医，通过考试拿到了产科的行医执照，出任西安北关妇幼保健站（位于北关正街，北关联合医院的前身）的站长。从我记事起，父母就都是大忙人。开国初期，百业待兴，保健站的义务很繁重，因此尽管我年纪很小，母亲依然整天背着木头小药箱出诊，“狠心”地把我和哥哥关在家里。
母亲事先有三位特别要好的女同事，四人中她排行最大，张阿姨排行第二，赵阿姨排行最末，而排行第三的就是上海来的袁阿姨。袁阿姨算得上是第一批支援西部、开发西部的“东部人”。那时的西安还很闭塞，外地人不多，而来自东海之滨的上海人就更稀罕。作为保健医生，袁阿姨没有半点大城市娇小姐的作派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一有病人家属来找，背起药箱就出发，其医德和医术都备受当地群众的好评。在北关工作的那些年里，恐怕袁姨自己也记不清接生过多少小宝宝了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小弟郭良正是在袁阿姨的精心照顾下呱呱坠地的。
李老师在旁边插话：“五六十年代的北关属于西安的‘落后’地区，出了城圈儿就是庄稼地。”郭阿姨也补充：“是啊，我小的时候听说城外另有狼(wolf)呢，所以袁阿姨和我母亲每次出城给农村的产妇做复查，还要带棍子防身。”想像着两个年轻的女医生深夜出诊的情形，我的心一动，眼底有点潮乎乎的。
我依然得强调一句，袁姨那一代开发西部的上海知青，条件很费力，他们响应国家召唤，是抱着一颗扎根农村、扎根边疆的心来的，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故乡，也不清楚到底会碰到什么样的考验。不过，正像一部老电影《上海姑娘》所展示的，那时的人很单纯、很乐观，对于物质生活没有奢望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在西北一向工作到退休，好些连子女也留在了内地。
凭着我的百日照找到她家
成家前，袁姨一向住在保健站的二楼宿舍，自己开火做饭太孤单，她就常常和我家搭伙。据母亲回忆，袁姨心特别细，三个孩子中对我尤其关注，只要我念叨一句想吃鱼了想吃虾了，她就会起个大早，四五点钟跑到西安事先唯一的水产一条街———炭市街去买来鲜鱼鲜虾，烧好啦大家吃。尽管在西安生活多年，她依然保持着上海姑娘爱吃零食的习惯，房间里储备了不少上
海寄过来的糕点，可她自己却不爱吃，最喜欢在我吃点心的时候，从我嘴边抢下一块来，说这样吃着才香甜。我还记得一件小事。也许因为是医生的缘故吧，母亲平时总教育我们，不能挑食，五谷杂粮各有各的营养。袁阿姨像是不太爱吃胡萝卜，有一次就当着我的面跟母亲“抬杠”：“我说大姐，在你嘴里那胡萝卜和白菜就像是人参一样，那另有啥东西没营养啊？”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资讯很不发达，上海因地理上的遥远而显得非常神秘。只要有人到上海出差，每位同事都会让他捎带吃的穿的。我家三个孩子，破费不算小，袁姨很体贴我母亲，每次回上海探亲都会给我们带许多礼物，我上小学时还穿过不少式样新奇的上海童装。我最喜欢的一件白底蓝花布拉吉，就是袁姨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另有那种压成小金鱼、小兔子(rabbit)形状的儿童香皂，更是让我舍不得用。
之后袁姨嫁人了，丈夫也是上海知青，在离西安一百多里的铜川铁路系统工作。又过了几年，袁姨就回上海了。60年代末我父亲到上海出差，还特意到老城厢登门拜访她。据父亲回忆，那场景也颇具戏剧性。他拿着写有地址的纸条走进迷宫一样的里弄，正想开口打听袁姨，一抬头，就望见某家墙上正挂着我一百天时戴绒线帽的一张照片，被放大到一尺二寸（那时普通照片的最大尺寸），他推门就进，心想一定不会走错门，因为袁姨特别喜欢我那张照片，特意将底片从西安拿到上海冲扩的。
郭阿姨和李老师对望了一眼，不禁同时叹了口气，她接着说：“自从那次过后，因我父亲遭到了政治上的冲击，全家下放，与袁姨从此就失去了联系。”
70年代初我父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他自动申请下放到了西安的兴平县，即马嵬坡的所在地。母亲带着小弟郭良陪他一路下放，我和哥哥则寄养在亲戚家，全家都搬离了北关。小弟自幼体弱多病，父亲在兴平碰到一个精通武术的老朋友，就把小弟交给他做徒弟，本意不过是想让他强身健体，却没想到异日后竟以习武为专职，“打”出了一片天地。这是闲话。
下放期间，母亲听老同事们说，袁姨曾专程回西安，到北关正街打听我们全家的下落。但因为局势乱哄哄的，她迫不得已失望而归。这个新闻让母亲惆怅了好些天，很担忧就此失去一位知心的朋友。
两代人的寻亲梦什么时候能圆？
郭阿姨的描述让我对这位昔日上海知青———袁阿姨充满了敬意，也特别想一睹其庐山真面目，就火急地问他们是否保留有袁阿姨的照片。郭阿姨先是点摇头，又赶忙摇摇头，表情有点为难：照片在西安老房子里……
我家相册里珍藏着一张袁阿姨年轻时的照片，迄今至少有40多年了。袁姨本人身高适中（约有1.60米），瘦瘦的，长得既洋气又干练。照片中的她穿了件中式立领紧身上衣，俨然一位30年代穿旗袍的美女，当然更多了些书卷气。难怪当年走在西安的大街上，转头率特别高。纵然是在明天的大上海，我觉得她依然“丽压群芳”，气质丝绝不输于这些年轻的上海姑娘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的祖母是浙江绍兴人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父亲对水乡、对上海都很有好感，所以才会给我起了个很南方的名字“阿娟”。通过和袁姨这位上海知青近十年的交往，父母更是对几千里外的上海以及上海人青眼有加。我和李老师成家后不久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我们接母亲同住。丈夫常常有到南方出差的机会，他也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，每次都捎回不少南方的小吃。有次去扬州出差，在外面住了一个多月，母亲正在西安的家里说着想吃南方的大闸蟹，他就提着一篓蟹推门出去了。记得那时候大闸蟹还没这么金贵，9元钱就可以买整整一大篓。
人一老就格外念旧。见我们三个子女都成为家，母亲就格外挂念远在上海的袁阿姨，总是念叨着想见她一面。尽管家里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改善，可每次听说有人到上海出差，她依然点名要那种袁姨带返来的核桃酥，这种点心相当便宜，但母亲就是爱耍小孩子脾气，老是说袁姨给她买过的点心才最好吃。等她都到了80岁的高龄，因小弟郭良要在上海发展事业，她还动了迁居南方的念头，为的就是在大上海找到自己的故交。
“然而很遗憾，母亲85岁那年因病去世，终归没能了结这个心事。”郭阿姨不禁泪光莹莹。
基于儿时的影象，加上母亲日复一日的唠叨，我们三兄妹对袁阿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也正是在这种情结作用下，小弟和我都先后选择上海作为第二故乡，在这里买房定居。一想到已和袁姨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，我们“寻亲”的心情就越发不能自已。但因为父母都已去世，除了知道袁姨的全名叫袁文娟，知道她以前住在老城厢，我们再没有什么有代价的信息。上海毕竟有那么多人口，叫“袁文娟”的人大概不下数百位吧，找人还真像大海捞针，毫无头绪。就在此时，我很偶然地读到了晨报上那篇寻找中学挚友的文章，眼前不禁一亮：如果能用这个方式找到朝思暮想的袁阿姨，那该多好啊！真的得到好新闻，大哥和小弟再忙也会来一趟上海的。而我母亲虽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天，但我和李老师已在上海订了一处墓地，打算把老人家的骨灰请到上海。
我被郭阿姨一家几代人的上海情结所打动，心里热呼呼的，赶紧通知她，前一个故事见报的第二天，两位失散多年的中学挚友就在晨报倾诉的帮助下通了电话。我也衷心希望袁阿姨能够尽快读到这篇文章，尽快和晨报取得联系，尽快见到原来远在西安的故交及子女。
细心的郭阿姨考虑到袁阿姨年事已高，还专程提供了家庭档案里的“绝秘”信息。
袁阿姨现在估计已是70岁高龄，不一定能保持看报，如果她的家人给她读报的话，我希望他们能提醒她，因肤色的干系，我大哥的小名叫“黑蛋”，小弟小名叫“（白）蛋蛋”，而我的小名就叫“娟娟”。尽管事隔多年，我相信袁阿姨是不会忘记这些熟悉的名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