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在一个报社实习,奉命主持一个该报英语周刊上的栏目,叫《翻译秀》。周刊的责编会在头一期的报纸上给出一小段中文,热心读者看了过后把它翻译成英文,然后给周刊发过来。我的义务就是遴选两三个读者的翻译,指出其中的错误,然后给出自己的改译。 报社另有一个实习生,是一个美国人,来中国学汉语的。每次我做完这个栏目,她会帮着看一看,毕竟英语是人家的母语,挑错眼光应当比我精准。有一次,她看了我改译的一段文字,通知我其中有一处改得不恰当。那处文字的中文意思是说一个爷爷想带自己的孙子出去放鞭炮,就说道:“外面太热闹了,在屋里早就坐不住了。”前半句没有什么可说的,关头是后半句,我想把爷孙俩被外面的鞭炮声吸引出门的这个意思翻译出来,于是改译为:“We are eager to join in.”表达爷爷在向第三者叙述他们火急想出去的心情。我颇为自己的这个翻译暗自得意,但是美国人却认为正是这里出现了问题,她的理由是:爷爷说自己想出去放鞭炮是可以的,但他不能代表孙子说这句话。因为这句话我用的词是“热切(ea?鄄ger)”,这是一个很主观的词,而爷爷“热切”并不表明孙子也必须“热切”,所以这种代表干系是很武断的。我晓畅她的话所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,那便是“你不要随便代表别人”。虽然她随后又委婉地说:“不过你这也不能算一个错误,顶多算是用词不当吧。”但对我不啻为一记当头棒喝。 我上中学那会儿,英语也不差,写作文的时候就是这么在用。之后出国了,写文章的习惯也一点没改。也许澳洲人比较懒,他们从来不曾指出我的这个毛病,可这个美国人到底是给我说出来了。曾经我还认为自己和同龄人比算得上是比较理性和客观的了,无奈文化的力量是如此无孔不入,每个人在其中都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。 自古以来,国人都觉得在上者可以随便替在下者表达意愿,似乎这是天经地义。比如官员可以随便在任何场合代表人民。当然了,这本也无可厚非,毕竟他们所表达的基本上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。但往往会有这样的时候,比如在电视上看到某官员代表着包括我在内的民众向某来宾表示“热烈接待”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:这个被接待者是何方神圣,他的人格、人品我并不知晓,大概我根本不会喜欢他,但你都代表我接待了,我纵然有意见也只能深藏心中了吧。这种代表干系不仅限于官方场合,在社会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:领导代表员工、校长代表学生、家长代表子女……人们习以为常,就没有人想到问一句:“你是否有权代表我?”诚然,在许多场合,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询问人们是否愿意被代表的,但主要的问题在于,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已经默认了这种做法,不知不觉中与之达成为妥协。当这种妥协成为群体认可的现象过后,个人的声音就必然被埋没,个人应该受到的尊敬就在妥协中被疏忽了。 这个美国实习生表面上只是纠正了我译文中的一个瑕疵,但现实上她在如此细微的地方通知了我:许多时候,中西方的差距其实并不只是显示在经济方面,更多甚至更本质的差距,还在于文化看法和思维方式上——很小,但足够让人震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