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知道“闭卷考试”,然而,却未必知道“离卷判分”。所谓“离卷判分”也可说是“全闭卷判分”,即完全不看试卷来进行“估分”。民国初年有几位文化大师,给学生授课非常认真,但对阅卷判分却觉得无足轻重而随便应付。显而易见,他们认为分数并不能代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现实成绩。
梁启超“估分”
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,亲自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。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。该生前往请示导师,梁启超随口说:“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,看考卷既浪费时间,对我都没有帮助,放暑假你预备一下,开学来补考就是了。”开学后,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,并说:“你的考卷我没看,经过一个暑假复习,你一定考得很好,我也不用再看了。”
钱玄同“印分”
钱玄同是五四时期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,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,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。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燕京大学等处任教,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“陋习”虽说无可奈何,但也各有对策。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,刻上“及格”二字。钱玄同收到考卷后,即直接送到教务室,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,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辨别记入学分档案。
北大的宽容态度,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,竟向外四处推广,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,依旧照此办理。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: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。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,绝不退让,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,校方非常生气,警告钱先生,如再次拒绝判卷,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,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。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,言道:“判卷恕不能从命,现将薪金全数归还。”信内附钞票若干。
黄侃“定分”
闻名学者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,与鲁迅、钱玄一律皆同过学。他在中心大学教授“文学研究法”课程时,就只管授课,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。到了期末考试,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,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——这两者现实上是一回事:不看试卷,又怎么能打分呢?可是,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——他不判卷子评分数,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呢?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。黄侃何许人也?天是老大,他是老二,他与校方有约定:下雨不来、降雪不来、刮风不来,被称为“三不来教授”。他一身傲骨,目空一切,岂肯轻易就范!把他逼急了,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,上书“每人八十分”五个大字。他的意思是:学生总想得甲等,给九十分,学生不配,自己也不愿意;给七十分,又非甲等,学生不愿意,八十分正符合。这一切八十分,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?教务处当然不写意。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,也只好暗自摇头,不了了之。
林语堂“相分”
林语堂博士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,他曾自提一副对联曰:“两脚踏东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。”林博士的判分方式堪称“另类”,用时下的网络语言来说,则是“很雷人”:他不判试卷,却判脸面——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。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时,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。他的理由是:“我在大学课堂上课,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,多半是晤面不知名,少半连面都不认得。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,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,这也太马虎了,打死我也不这么做。”那么,期终成绩怎么办呢?林语堂的做法是“相面打分”: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,他拿着学生诨名册端坐讲台,然后依次唱名,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“相面”,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。据说,学生——尤其是面相“好”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,还说这比阅卷“公道”!据他的学生们回忆,林语堂“相面”打下的分数,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式,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