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得的机会
1926年,邓小平与蒋经国同在苏联中山大学求学。那时,邓小平是蒋经国所在的共青团小组的组长。
1975年,蒋介石去世后,蒋经国于1978年3月被选为“总统”。对岸,老同学邓小平历经三次“沉浮”后,开始主政大陆。
1978年12月16日,束缚军休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、马祖的炮击;百姓党军队也休止炮击。1979年元旦,全国人大宣布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提议两岸开放经贸、旅行和通邮。廖承志也宣布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,提议国共第三次相助,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岛。
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波“宁静守势”,反应相当敏锐。蒋经国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,另一方面又认为: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交流,长此以往,对台湾地区必然是利大于弊。
因此,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,两岸修好的舞台,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“联手搭建”完毕。
触动孝子心田
1981年,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“示好”。
北京首先休止了怀念1947年“二・二八事件”的例行运动。此后,中共新任总书记胡耀邦,公开邀请蒋经国等百姓党官员“回老家瞧瞧”。随后,大陆宣布了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,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、实现宁静统一的政策,提出九条对台方针。邓小平说:“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来的,现实上就是‘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’。”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“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”的概念。
邓小平清楚,蒋经国事个大孝子,就指示浙江溪口,要他们修缮蒋经国祖母、母亲的坟墓。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,被迅速而又秘密地送进了彼岸的“总统府”。
邓小平还就“一国两制”统一模式,提供法理架构。他提议修改宪法,赋予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“特别行政区”的特殊地位。“特别行政区”享有“高度自治”,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。
邓小平明确表示:北京有权代表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运动,可是台湾和香港同样享有“相当的外交权,(可)处理一些涉外事务”。
李灿烂充当“中心人”
事先,新加坡领导人李灿烂曾往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。一次,李灿烂坊问北京时,邓小平通过李灿烂,向“我在莫斯科的同学”蒋经国致以问候。
李灿烂给邓小平及大陆官员介绍台湾地区的状况,邓小平也对李灿烂及其他来客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、减缓两岸问题的看法。邓小平说,北京绝不派官员或军队到台湾地区。不干预台湾地区的政治或“人事”问题,统一后的现状“可以维持 100年”。
依据邓小平的说法,台湾地区可以享有“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,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力”;两岸干系将是“你不吃掉我,我也不吃掉你。你不要烦我,我也不烦你,各行其是”的性质。
邓小平再次强调:“除了‘一个中国’的原则,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的条件。所有的其他条件、方式,都可以谈判、调整。”
这是台北从北京所得到的最有弹性的谈判起点。
蒋经国的遗憾
蒋经国听到李灿烂传递的这些信息后,并不认为这些“条件”在岛内已经凝聚成为共识,所以,他并不赞成立即开始两岸谈判。
1986年炎天,李灿烂又到台北访问,与蒋经国讨论大陆局势的发展。这一次,蒋经国明确通知李灿烂,对于改造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,他已经有了全盘的打算和最新的念头。
1986年9月28日,135位反对派 风头人物,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聚会会议,并宣布民进党成立。民进党党纲主张:岛内人民有“自决权”。
副官闻讯,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。他点摇头,没有回应,独自沉思半个小时后,他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幕僚到自己的官邸开会。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:“时代在变,情况在变,潮流也在变。”他接着说:“百姓党已往太骄傲、太自豪,从现在起,不能再跟已往一样。”
随后,蒋经国保持要李焕接任百姓党中常会秘书长,他跟李焕长谈,表示自己对改革行动遭到右派大佬掣肘、迟迟不能发动,已经失去耐心。蒋经国说有三个目标,要李焕替他达成,其中,“两岸统一”是蒋经国强调得最明确、最强烈的一点。他说:“我们必须采取自动,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。台湾和大陆,终究必须统一。两岸若不统一,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自存在。”
叹息老友亡故
1988年1月13日下午,蒋经国因病去世。
邓小平得知蒋经国去世的新闻,马上主持召开了中心政治局扩大聚会会议,听取国台办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。邓小平表示,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。
邓小平还称,若蒋经国健在,“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。百姓党和共产党已往有过两次相助,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相助。可惜,经国死得太早了。”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