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近20年前,我小心翼翼地迎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。
让人绝望的是,根据估计的分数,我只能申请一所普通学校。但我从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。在我心里,我宁愿回家卖红薯,也不愿做一个粗鲁的老师。面对这样的现实,我真的很想放弃,再继续学习一年来实现我的梦想。
然而,我的父母强烈反对我的想法。那时,我的弟弟和妹妹在上初中。我父亲是家里唯一挣工资的人。如果一个孩子早点有出路,父母的负担就会减轻。此外,从父母的角度来看,一个女孩被师范学校录取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。教师的职业不仅稳定,而且师范学校也有每月的生活费补贴。虽然那点钱只是九牛一毛,但对我们这个贫穷的家庭来说却是一件幸事。
在去报到的公共汽车上,我看到许多人看起来喜出望外,这种轻微的痛苦又升起来了:唉,虽然我最不愿意当老师,但我可以去这样的学校,我害怕我不得不听天由命。
那个十一月的假期我没有回家。一个月的星夜,一个人躺在桌子上给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曹芳专栏写了一封信。除了倾诉我的痛苦,我还大声呼喊:有人说给我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希望。今天我终于拿到了钥匙,却发现这个世界布满了高墙。
这封信很快就被中国国家广播电台播出了。我开始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听众的来信。其中,我和一位残疾朋友慈成了笔友。过了这么多年,我仍然记得他在信中写的一句话:作为一名大学生,你因为选择了一所你不喜欢的学校而感到沮丧和困惑,但你永远不会想到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个人今天会嫉妒你,因为你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这句话似乎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,那一刻,我终于知道要低着头仔细审视自己的人生。虽然师范学校不是我最喜欢的,但在那些下班回家的学生眼里,这样的学校像梦一样多彩吗?退一万步说,不管我多么不喜欢现在的学校,但是,已经变成了现实生活,你不总是在黑暗中爬行吗?
我开始尝试用书来代替这种痛苦。不久,我成为了《城市日报》的记者,并去《城市日报》编辑部不间断地发表文章。在一次闲聊中,这家报纸年轻的编辑部主任告诉我,他的母校实际上是我们学校。
这个事实让我很兴奋。我第一次意识到,虽然我在师范学校主修,但我仍然有可能不做老师。
从那时起,我更加努力了。两年的大学生活,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作上。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些地方报纸上。大学毕业后,因为打字文章,我去县电视台当记者。
虽然这份工作离我的理想还很远,但它仍然接近我的目标。下班后,我一点也不敢放松,努力管理自己的话语和梦想。此时的理想是如何逃离这个拥挤的小镇,自由地飞向更高的天空空。
几年后,我没有逃离这个小镇,但我也有飞翔的翅膀。当生命进入这个秋天,我的命运之树也开始结出硕果。
生活就像爬山。每一次飞跃都是一步。很多时候,这一步可能不是我们喜欢的,但作为一个路人,我们没有选择。在这种时候,人们通常有两种选择:一种是忧郁和优柔寡断,另一种是内心不安。一种是坦率地接受,然后寻找另一种方式。
前者是对世界的被动躲避,而生活在他眼里是一座山。在后者看来,虽然这座山又陡又陡,但如果你把它翻过来,它就会被花和草覆盖。